聊聊电影以及电影业的女性觉醒

摘要:2018 年的戛纳电影节,以凯特 · 布兰切特为首的 82 位女性电影工作者集体亮相红毯。电影以及电影业身处其中,既是觉醒意识的先锋区域,也是这种觉醒必有回响的热点区域。

文 迦叶

2017年6月2日,《神奇女侠》开画,最终北美破四,全球破七;2019年3月8日,《惊奇队长》开画,最终北美破四,全球破十一。巨大的票房回报打脸了好莱坞商业片领域一个奇怪的说法:女性主角没有市场。

2018 年的戛纳电影节,以凯特 · 布兰切特为首的 82 位女性电影工作者集体亮相红毯。为电影业男女同工同酬的“ 5050x2020运动 ”站台。

而自从 2017 年网上大范围出现 #METOO# 标签话题。女性觉醒从一个领域扩散到又一个领域,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又一个国家,从昨天扩散到明天。电影以及电影业身处其中,既是觉醒意识的先锋区域,也是这种觉醒必有回响的热点区域。

该是时候聊聊这个话题了。

显然,女性运动一直在发生,本文虽然称之为“觉醒”,但并不是说,之前一直在沉睡。换个角度,今天的觉醒之所以受瞩目,是因为性别的另一边已经很难“装睡”了。所以,虽然觉醒并非始于METOO,但METOO充分发挥了网络的力量,让这场持续的社会变革,大大推进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误解。

第一,是这种觉醒会带来矫枉过正的运动。考虑到这种觉醒的覆盖面以及后果,它本就不可能全然温良,要说没有微观层面的“过度”的确不可能。

但是我们常说,历史的车轮转动不息。它未必总是向前,但从未停止。问题是,一个车轮哪个是上,哪个是下,哪个是正,哪个是反?

无论是生物学,还是社会学,或者是心理学层面上,男和女都是人类的共同组成部分,那么“正”在哪里?宏观来看,社会性别落差离“正”的距离还很远,根本谈不上“过正”。

以著名的戛纳电影节为例,71届以来的主竞赛,有1645部男导演作品。女性导演呢?82部。

这个比例的争议点不在于主竞赛是否应该有更多女性导演作品,而是作为基础的整体数量,比例必然更为悬殊。

所以,在整体产量比差距过大的情况下,如果要求某届戛纳20部主竞赛,必须有10部以上女性作品,或有矫枉过正之嫌;但如果诉求在于提供更多女性电影人制作电影的机会,这算得上“矫正之道”吧。

另一方面,女性觉醒也不是什么复古运动,不是对原始社会结构的招魂。

大家还记得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那张《洪荒浩劫》的海报吗?拉蔻儿·薇芝的原始女性形象,以及片子本身的故事结构,都提醒我们,电影如何通过叙事手段,塑造两性的位置关系。谁看谁?谁拯救谁?谁依附谁?谁指引谁?在这个电影的原始社会里,父权已经获胜。

但女性主义者不要以为,父权之前的时代,与如今的女性觉醒中的诉求和愿景,在本质上一致。

并不是这样。

早期人类文明的母系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女权社会。毕竟在漫长的历史中,人类文明的核心是繁衍,是生殖,所谓母系,是这种生殖崇拜的一个阶段。在今天,生殖与繁衍在很多社会中,被很多人(无论男女)排到了诸多追求的相对后位——即便在绝对数量上,这并不是主流,这是以往的人类文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。

所以,今天的女性觉醒,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权诉求,对两性而言,都是非常新鲜的命题。

本质而言,女性觉醒之于人类社会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,让世界回归本来的复杂面貌。

这种复杂有两个层面。

第一,所谓男权社会是一种通过制度、文化操作,简化社会运转摩擦力的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,女性长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。在一种进步论的社会演进中,效率一直是居于第一位的。

在过去,这种性别不对等也成了效率提升的一部分。其实不只是性别,阶级、种族、国家这些概念,特别是进入到地理大发现之后,都成为这种效率优先的可应用因素——而人本身,也不断地被分配到这些身份概念之中,界定“自己”。这让一个社会经济体高速向前,但是这种效率会制造巨大的压力,不可能一直隐而不发。

我们时代发生的“觉醒”,从来不只是女性觉醒,但相比于阶级、种族、国家,这种觉醒更基础、更广泛,能够触及的人的数量也更多。

举一个更弱势的例子:在社会发展中,儿童是一个很新的概念,对儿童的区别优待,不过是近两三百年的事。而在电影产业中,对儿童演员的过度使用,带来了法律层面的儿童权益保护;如今对行业内儿童性侵犯的追缉,让诸多罪恶曝光。

这些人,可能的确创造过一个多彩的娱乐世界,但这显然不能抵偿曾经隐秘的罪恶。

觉醒就意味着抛弃假装,这势必会给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冲击。当有一个占据人类比重超过一半的“性别群体”发生任何意义上的“觉醒”,人在这个环境下产生恐惧、愤怒、迷惑、期待、振奋、怀疑等任何情绪都非常正常。而如何应对,又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,因为你无法回避有所行动,这就让本已复杂的社会,更加复杂。

这自然延伸到第二个层面,微观的、个体的思维模式、行为习惯。

在METOO刚兴起的那阵,有过一个关于老明星摩根·弗里曼的“指控”:推特上的很多用词,涉及到诸如勾肩搭背,手的位置,言谈中的暗示等等。

我们都知道,言行举止是构成社会规范,传达理念的实践环节,它们受到宏观的教导和传播,形成规则或者潜规则。在女性觉醒之前,手的位置可能构不成冒犯,更不是犯罪,但随着觉醒的发生,行为规范的条件改变了,言词的使用边界也改变了。

习惯于按某种方式行事、说话的人,感受到了不便,产生了被冒犯的感觉。

然而,这正是觉醒的意义。被动地换位逼迫人们去思考曾经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的合理性、正当性,它要求每个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境,为自己的言行建立新的边界。这些对边界的重建,与个体与群体,道德与法律一起,改变了旧的社会秩序与规范。

曾经合适的,不再合适;曾经潜藏的,不再潜藏;曾经存在的,不再存在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有所不同的世界,那么就得学会面对“冒犯”。

当然,这种面对“冒犯”,是双向的,期间的争吵、争执、争论,不仅不可避免,而且也无需避免。厘清了觉醒的社会意义,电影产业、电影本身能在这个进程发挥什么作用,便不难理解。

问题不是女性拍的、编的、演的、做的电影,就一定比男性好。给予女性更多的参与权利,并不是电影品质提升的解决方案,而是电影题材、视角、情感扩展的解决方案。

文章开头提到的《神奇女侠》、《惊奇队长》,作为超英电影,票房证明了需求。但这不是说,两部电影就比男性超英电影拍得更好。但是在9:1的生产比例面前,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完全有理由让我们期待,三四五六比例的女性超英。

我们也不该认为,男性或女性超英只能对本性别的观众产生影响。问题在于,即便有男性也能从女性超英电影中获得价值上的正向鼓舞,这些电影之前也不存在,就更不用说女性群体了。

面对复杂、多元、丰富的消费群体,电影的制作取向在性别这个维度上显然是不成比例的。诚然,商业电影基于利益考量,很少能成为任何觉醒意识的先驱传播者。但是电影的大众属性,足以承担和宣告某种新趋势、新方向的不可逆转。

前方,《猛禽小队》、《黑寡妇》以及更多超英、漫改、童话、科幻题材还在不断地出现。相比于票房(不是说这不重要),它的价值扩散会如润物无声的春雨,慢慢沉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。

女性觉醒是个进行时,觉醒之后要做什么,也是进行时,如果要对这种觉醒留下一个期待。或许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《一个自己的房间》里的一句话,非常适用。

在文章中,她用这句话夸赞了一位百年前的杰出作家——简·奥斯丁:“一位妇女在1800年写作,没有仇恨,没有抱怨,没有恐惧,没有抗议,没有说教。”我们可以自由地替代“1800年”与“写作”,当然,如果你选择写作,也非常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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